（《超越之永恒与现世之永续——西方形而上学与中国哲学》之肆-一，第45-54页。）

1.先验现象学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先验立场导致了自在之物，自在之物导致了“主体-客体”相统一的困难，这种困难也就是认识的真理性的困难。对于这个困难[1]，胡塞尔的解决之道，取消了主体与客体，也就取消了问题本身。如下所示：

(相关资料图)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胡塞尔区分了“实在的内在之物”与“非实在的内在之物”。[2]先验知性与直观杂多的先验统一，是“实在的内在之物”，是被给予的；先验理性与自在之物，对应于主体与客体，是“非实在的内在之物”，也就是超越之物，是应该被排除的。

先验知性与直观杂多，作为被给予的“我思”之物，就是“现象”本身；这种“我思”之“现象”的建构，就称之为“现象学”。这种现象学，取消了“主体-客体”相统一的难题，但却也难免陷于“先验唯我论”[3]，而认识的真理性仍然悬而未决。

胡塞尔的现象学，排除了超越之物，因而与先天本体论无关；同时，这种现象学是先验的，这种现象学的兴趣，只在于“我思”之意识之内的现象本身。[4]胡塞尔关于“我思”之现象的建构，就称为“先验现象学”。

2.先验现象学与科学认识论

主体-客体，这是科学认识论的本体论架构，也是科学认识论的基本模式。先验现象学，排除了超越之物，也就取消了主体与客体；取消了主体与客体，也就解构了科学认识论。

科学脱胎于形而上学，但科学最终却也解构了形而上学。主体-客体，作为科学认识论的本体论架构，脱胎于形而上学；随着形而上学的终结，科学认识论也随着终结。

科学脱胎于形而上学，科学认识论的终结，源于科学的发展与形而上学的终结[5]。尽管胡塞尔以为，先验现象学仍然是科学认识论，但先验现象学的探讨，却也契合形而上学的终结与科学认识论的终结。

先验现象学，排除了超越之物，也就解构了科学认识论的本体论架构，同时也使得上帝失去了容身之所。形而上学之终结与上帝之死，这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端；先验现象学的探讨，以科学认识论为主题，却也契合现代西方哲学的趋向。

3.先验现象学与生存论

基于近代西方的启蒙与科学，科学认识论，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主题；随着形而上学之终结与上帝之死，生存论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题。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基于现世的非形而上学——探讨人何以在现世生存中安身立命。由近代西方哲学转向现代西方哲学，也就是由科学认识论转向生存论，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分歧，就在于生存论转向。胡塞尔坚持以为，先验现象学的主题是科学认识论，海德格尔则将先验现象学引向了生存论。[6]

海德格尔将先验现象学引向生存论，这虽然并不能为胡塞尔所认同，但却是先验现象学合理而重要的进展。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已经预示形而上学之终结与上帝之死；先验现象学的先验立场，专注于“我思”之意识，也体现了个体自由与个体独立；基于个体自由与个体独立，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转向非形而上学的现世生存，试图使个体在现世的生存中有所归依。

[1] “对切中事物本身的认识可能性的反思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之中，即：认识如何能够确信自己与自在的事物一致，如何能够"切中’这些事物？”（《现象学的观念》，第7页。）

[2] “实在的内在之物，在这里同样可说成相应的自身被给予之物，是无可置疑的，我可以利用它。超越之物（非实在的内在之物）我不能够利用，因而我必须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必须排除一切超越的假设。……只有还原了的纯粹的现象才是绝对的被给予性。”（《现象学的观念》，第10-11页。）

[3] “当我这个沉思着的自我通过现象学的悬置而把自己还原为我自己的绝对先验的自我时，我是否会成为一个独存的我（souls ipse）?……一门宣称要解决客观存在问题而又要作为哲学表现出来的现象学，是否已经烙上了先验唯我论的痕迹？”（《笛卡尔式的沉思》，胡塞尔著，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22页。）

[4] “这门先验现象学与先天本体论无关……与任何一种形式（关于事物、变化等）的先天实体的本体论无关。先验的现象学是构造着的意识的现象学，因此它不包含任何一条客观的公理（指那些本身不是意识的对象）……先验的兴趣、先验现象学的兴趣则是除了意识还是意识，它的兴趣只在于现象……”（《现象学的观念》，第4页。）“我们在纯粹现象的领域中活动……毋宁说它是现象汇成的一条永恒的赫拉克利特的河流。”（《现象学的观念》，第43页。）

[5] “哲学即形而上学。……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Vollendung）。……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属于哲学之完成。……哲学之发展为独立的诸科学——而诸科学之间却又愈来愈显著地相互沟通起来——乃是哲学的合法的完成。哲学在现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选集》，第1242-1245页。）

[6] “在1930年那期《现象学年鉴》上，胡塞尔未指名地但也足够明确地公开向海德格尔的哲学立场发动进攻，认为那只是一种人类学论的立场，"还达不到真正的哲学层次’。……1931年，胡塞尔多次以"现象学和人类学’为题作讲演，矛头直指"哲学界年轻一代’。这些讲演明称：用人类学取代现象学反自称在改造现象学，无异于背叛。”（《海德格尔哲学概论》，陈嘉映著，三联书店，1995年4月第1版，第10页。）“依据现象学原理，那种必须作为"事情本身’被体验到的东西，是从何处并且如何被确定的？它是意识和意识的对象性呢还是在无蔽和遮蔽中的存在者之存在？这样，通过现象学态度的昭示，我被带上了存在问题的道路。”（《我进入现象学之路》。《海德格尔选集》，第1285-1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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